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2)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毛泽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毛泽东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