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范文之透视现代性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种种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从七十年代开始，西方许多人文学者提出了“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说法，用来界定新的文化现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紧跟这一文化现象，介绍和评价后现代思潮的文献层出不穷。本文认为要想研究后现代，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或“现代性”。当然，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等多个角度来阅解。但这不是一篇论文能完成的事。故本文选择一个角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透视“现代”或“现代性”，希望勾勒出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纵深背景。

一

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按照瑞士著知名学者汉斯•昆的说法，现代这个术语“最初用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它用以表明西方由怀旧的文艺复兴阶段进展到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历史时期”。［1］ 现代性意指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它包含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基本观念和原则。

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和中世纪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时期，其实，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仍然和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有共同点。在中世纪宗教文化里，上帝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真理、道德和价值都源出于上帝。但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发展，上帝在15世纪左右开始遭到欧洲人的冷漠甚至批判。以至最后“上帝死了”（尼采的话）。在这样一个主流文化渐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新确立真理、道德与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的问题。但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慢长而又令人痛苦的过程，实际上直到17世纪以后，失去了上帝关爱的欧洲人才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怀旧感和沮丧心理，找到了一种新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其基础是从哥白尼和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成果。” ［2］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证实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哲学则试图说明理性的胜利，人们对以一种独立的姿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理性就被思想家们（主要是哲学家）逐渐推崇为真理、道德和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科学也被逐渐推崇为理性的“代言人”。

康德在他的著名的“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这样说道：启蒙运动使人民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人不依赖于外界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呢？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告诉人们说，我们要时刻依赖三位一体的神的帮助和引导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真理和幸福。同时，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人们还需要教会和牧师的带领，理性（即康德所说的理智）仅仅是上帝赋予我们理解圣经话语的辅助工具，虔诚的信仰才是第一位的，因为“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圣经》故事是理性无法通达的。但当上帝以及上帝的话语逐渐退居到社会和文化的非核心地位后，对理性的贬低就没有理由了。因为即使人们承认理性达不到完全理解上帝的程度，但如果上帝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意义的话，理性的缺陷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按理性的运作规则（观察、实验、逻辑推理、测量和计算）而来的科学显然和由启示、信仰而来的神学有一定区别。神学曾被视为确信无误的，因此是真理。科学要想取得神学的地位，就要说明自己才真正配得上“真理”这个称号。

笛卡尔首先开张了这一话题。他采取了从主客符合的角度为科学作合法化辩护的策略，这种辩护策略的形成既有受中世纪神学影响的原因，还有科学自身的原因。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涉及到柏拉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