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3)

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始终把国家利益坚定不移放在首位，“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

1989年六四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和“人权外交”压力，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维护祖国的主权与安全，最终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取消制裁。此后，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正是将国家主权视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所以邓小平坚决要求在1997年收回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其次，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明确的原则，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

第三，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方式。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思维，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国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外交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搁置争议、共国开发”的战略设想。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

“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南沙群岛和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倡议以及“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反映了坚持国家利益为主的利益驱动原则和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主权至上原则，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际战略家恢弘的政治气度。

独立自主——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

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冷战思维并没有被消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变得扑朔迷离。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客观现实。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大国关系也出现了复杂多样的新气象。邓小平以超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在总结40多年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透视当代世界各种变幻莫测的现象，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并赋予新时期我国外交策略的新内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