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的合于时宜、因时制变的美学观

时人者，圣人之身刘熙载说：文之道，时为大。（《刘熙载集》，59）①这个时，是合于时宜的意思；这个大，是至尊的意思。文之道，时为大，就是说，从艺为文不仅要合于时宜，而且要把它放在首要地位。

为什么要合于时宜？因为时就意味着变，一切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是天然规律，普遍规律，文艺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刘氏一再强调：一代有一代的文艺，一代的文艺有一代的特点：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 《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的风猷；观唐人书踨，可见唐人之典则。 谅哉！ （175）这说的虽然是书法，但诗、词、文、赋亦无不如此。

刘氏还进一步认为：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为正体，不必如周。 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 然俗而久，则为正矣。

（158）这里所说的章程，主要指的是不同时代的社会规定，也包括人文崇尚、文化思潮和集体无意识的约定俗成。这章程一旦法定或公认某体为正体，那么，其他体就只能是被鄙视乃至被绞杀的俗体。历来都是如此，刘氏却不以为然。他不仅肯定各个时代的正体会有变化，而且认为时间久了，俗体也有可能变成正体，颇有发展变化的眼光。

历来都有人鼓吹正变观，认为正就是好的，变就是不好的。刘氏并不否定诗文有正有变，但却反对以正变来判定是非优劣。他说：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 正而伪，不如变而真。 （119）变风、变雅，变之正也；《离骚》亦变之正也。 （119）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 （78）正统的不仅不一定是正确的、好的，而且还可能因为固步自封而变成腐朽。

既然文艺是因时而变的，正优变劣的说法又不能成立，那么，因时制宜就是必然之理了：出于因时制宜，则皆中也；若非因时，则皆偏也。 （554）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刘氏一再声称的既无不及又无过的中道，也就是正道。在刘氏心目中，因时制宜就是正道。

因时制宜是反对复古的。历来都有复古与从时的矛盾，而且斗争一直很激烈。刘氏崇尚六经，自然不反对学古，但决不提倡复古;学古与复古不是一回事。他很清楚，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184）。学古是古化为我，为了发展现在；复古则是我化为古，意图回归过去。刘氏主张古今兼用，反对我化为古：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 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115）文贵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 盖文唯其是，惟其真。 （86）词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盖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 （144）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实质上就是我的心已经化作了古；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则强调的还是一个变字。可见，因变而从时，应时而制宜，确是刘氏的基本观念。

因时制宜，这个时字须善认，不可看小了。时间的推移，必然伴随着环境、人物、事件等的变化，这是一个多元的整体性变化和转换，因而，因时制宜也应当是一个多元的融合。刘氏在谈到学习书法时说：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 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 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这里所说的可知的书之时，既关乎物，又关乎我，既关乎情，又关乎德；也就是说，既关乎客观世界，又关乎主观世界，既关乎感性世界，又关乎理性世界。所谓书之前后莫非书，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文艺广泛的外部联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传统、时尚，诸种事物，无不时时与文艺相关，诸种变化，无不处处与文艺牵连。因此，因时制宜包容着多方面的制宜，是一个须不断地随时随地体认力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