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复观对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现代转进(5)

 这样在考虑民主政治的人性论根据的时候，徐氏只能选择性善说，把政治设计继续建立在对人性天真信任的基础之上，重复传统儒学以善扬善、以善制权的政治思路。然而，我们从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知道，比较成功的民主宪政制度恰恰是以“人之初，性本恶”而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为人性论的发生基础。正是以“性恶论”为基础，承认并警惕人的负面人性、不完善性，才能认识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阿克顿），才能承认“政府乃必要之恶，只能防范，不能轻信”（潘恩），才能设计出“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显然，无视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与经验，固执地用传统儒学性善说直接去充实民主政治、作为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也许一种更为恰当的努力是，把根源于传统儒学性善说的“仁义”观念、道德理想（天下为公）作为民主政治的道德意义上的“范导原理”，而不是“构成原理”，可能会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总的来说，徐复观的“相互充实”论致力于儒家精神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双向对接，其理论动机之美好，努力精神之可贵，不能不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对照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与经验来看，由于徐氏囿于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思维方式、“内在超越”论的运思框架以及对负面人性的忽略、抹杀，“相互充实”论与民主政治制度所要求的理论条件，如伦理与政治的分离、外在超越、正视负面人性等，确实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徐复观文化上的努力难以取得切实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