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3)

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

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

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

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