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思想哲学论文(3)

贝拉从“公民宗教”的角度展开的诠释，既是在美国社会的基础上诠释当代美国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以基督教为依据诠释美国的社会。这种“互释”当中包含着贝拉对“美国基督教”之意义的一种细微的辨析：“人们常常指出新教改革……用国家教会取代了世界性教会，上帝的荣耀成为民族的荣耀，从而为现代民族主义铺平了道路；……而美国却是通过实现了的千年希望，将上帝的荣耀融于民族的荣耀。”因此非但温思罗普俨然一副上帝代言人的姿态，就连被贝拉称作“唯一的公民神学家” 的林肯，在他看来也体现着美国式的“上帝判断”；所以林肯“引用《诗篇》第19章9节，认为上帝的判断既是真实的又是正义的”无非是“声称上帝反对蓄奴制”。贝拉甚至说：“据我们所知，教会对林肯来说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只有国家才必须承担信仰的使命--尽管这不相匹配。”

政教分离在美国历来是一项最突出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贝拉的分析，我们会感到美国的基督教新教确实表现出潜在的政教合一冲动。难怪贝拉的批评者会以为“公民宗教”反对政教分离的原则。不仅如此，贝拉还使我们看到政教合一也伴随着上帝与自我的合一：“征服自我就是让自己向上帝敞开，这正是清教敬虔的核心”--而这种个人的挣扎最终其实是对自我的确证，即“通过反抗自我确证的力量来确证自我”。清教徒的自我倾向，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宗教经验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提供了根据，以至有“个人的”（personal）宗教与“体制性”（institutional）宗教之分。

这样，就美国社会的意义诠释而言，基督教的视角正可以透视其基本的文化前提。只有在批判“本体论个人主义”的同时，去批判基督教新教改革本身、至少是批判其“最具影响的美国形式”，才会了解“意义”生成的机制和过程，进而达成深层的诠释。贝拉相信，“这种批判将说明美国并不是它所宣称的上帝之城，而只是人类之城的另一个陈旧的版本”。

从基督教神学诠释的角度看，贝拉认为“新教的重大错误（天主教常常也同样如此），就是将宗教与国家相混同，将美国想象为已经实现的世界终局”。他再次从神学的立场上指点人类社会：“我们在20世纪参与的世界大战，只是使我们以为自己超越历史，以为自己是被拣选出来保卫光明……；而冷战……又让我们继续这一幻想。一旦我们没有使命、没有敌人、没有’敌基督’需要拼搏，在我们的社会中承担着诸多善任的新教个人主义，就剩不下任何东西可以凝聚我们了”。 在这样的意义上，贝拉及其追随者重新提出一个巴特式的命题：“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文化成为文化”；但是正像巴特当年是受到自由主义神学的太多刺激一样，贝拉的这一命题也恰恰是从反面印证着当代基督教已经难以同社会分离。如他所说：“在我们这个教会只是文化之幼蛹的社会中，让教会成为教会、文化成为文化是不可能的。”

贝拉并不同意当代社会之“多元化”的说法，因为“我们的文化从骨子里始终是、而且仍然是基督教新教的；天主教和犹太教也早已被新教化”。他当然不否认任何差异、“特别是宗教差异”，但是一再强调美国“是一种单一文化的社会，这单一文化亦即世俗化了的的新教主义（secularized Protestantism）”。所以最根本的神学诠释恐怕还不仅仅在于政教分离，却是“重新审视新教传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