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思想哲学论文(6)

特雷西强调意义诠释的“应用性”、“公共地位”或者神学的“公众性”，应当说这是他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神学思考的根本线索。直至2000年，特雷西仍然以他特有的思路写下一篇新论。作为多卷本文集《上帝与全球化》之中的一章，该文题为《公众神学、希望与大众传媒：缪斯还能启发灵感吗？》 ，专门针对所谓的“全球化”问题延伸他自己的一贯观点。

文章一开篇便是咄咄逼人：“神学涉及到几个神学以外的学科，特别是哲学、史学和文学理论，……同时神学当然也要关注社会科学和势不可当的全球化问题。……神学家可以、而且应当得益于社会科学之高度经验化的形式，得益于更具批判性和诠释学性质的社会理论，……正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智慧的多元主义原则--用一切之可用（Use all that can be used.）。”

从“用”的角度出发，特雷西认为“在神学的许多形式中都不缺少批判的理论，但是常常缺少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而理性与信仰之争是历史悠久的神学论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是当代处境中的一个焦点，如果没有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无法理清二者之间的联系。因此神学在当代语境中的第一种“可用”之资源，被特雷西归于哈贝马斯的理论。

哈贝马斯的借鉴意义，正在于神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性”问题，亦即特雷西所说“分析……社会系统的本质如何关联于当代的理性概念：经济、政治制度、以及金钱和权力的媒介；它们在现代全球化的技术（包括大众传媒）中对于……技术理性的利用；它们对公共领域……所不可或缺的交往理性的入侵”等等。总之，要理解“为什么生活世界（life-world）已经被经济系统、政治制度和后现代技术’殖民化’”，就需要哈贝马斯式的“社会分析”方法。关于“操作系统”、“生活世界”及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可进行经验性考察的学说，……神学家或者只剩下文化主义的分析模式，或者只能对理性的悖谬作一点印象主义的描述”。 特雷西毫不掩饰他对哈贝马斯的赞赏，他相信“这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摆脱了完全的文化乐观主义和完全的文化悲观主义，指出了现代社会和神学之中的理性问题只在于选择、而不是不可避免的”。他甚至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解放运动、宗教复兴和生态运动的原因”；而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关系到当代的神学诠释，乃是因为其中包含着“真实的希望”。这希望是“古典神学的美德”，也促使当代神学家得以确认一种“内在于我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