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思想哲学论文(5)

但却带着渗透到每一个毛孔的骄傲将这个机会像尘埃一样轻轻地抹去。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正看护着从周公孔子那里薪传不绝的文明的火种、而这火种燎原之后会为广漠的宇宙带来光明和温暖的时候，他的骄傲是可想而知的。乾隆大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是「哲王」，其答复也就是一个有著四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答覆。当这个度尽劫波的民族在十四世纪后期终於找到自己的归宿的时候，它就知道了什么是真正可贵的价值，而什么祗不过是历史的长河中漂浮着的泡沫。

文明常与孱弱结伴，就像野蛮往往与力量搭挡，这是人类的一个宿命的悲哀。鸦片战争之后，被不列颠的炮舰强行纳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国，突然发现它面对着自两晋南北朝（二六五――五八九年）和金元（一一一五——一三六八年）以来又一轮「胡化运动」的冲击。如果说「文明世界」在处理人类的种群内部关系方面与其「前驱」相比取得了什么显著的「进步」的话，那就是野蛮民族「恢复宇宙本性的自由」（注二三）的冲动在西方人那里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一个无限地催发欲望的信念体系。

新时代的「世界征服者」已经不再满足於仅仅征服辽阔的土地，他们还要征服无论是阿提拉大帝还是成吉思汗都无力染指的世界——人类的心灵。在近代历史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中，近五百年来沐浴着人类文明的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深切地感受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令人窒息的「动物文明」。「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注二五）。

三

从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起，中国就为接踵而来的内变外患困顿不堪；但从一个历史的长期看来，真正的危机直到十九世纪六○年代反洋教运动渐起波澜之时才昭彰於世。雍正禁教一百二十多年之后重返中国的基督教势力从一开始就和搭载炮舰而来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后有传教者来中国，一体保护。」（注二六）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除传教士可在五口通商外，还可建立教堂。」（注二七）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西阑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注二八）一个宗教如果堕落到了需要凭籍与暴力的联姻来维持其活力，那就是等于宣告它作为信仰体系已经栋折榱崩。倚仗着「文明世界」的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在中国「布道」的基督教是一个和拿撒勒人耶稣在巴勒斯坦宣传的貌合神离的基督教。

以自律、宽容、博爱、谦逊著称的基督教过「近代文明」这个酱缸几个世纪的浸染已经面目全非，当此之时在基督的顶上仍然熠熠放光的只能是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国家利益」的光圈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遣派来华的樊国梁安治泰们尊奉的「神」是民族国家征服异民族的卑鄙龌龊的情态；传布的「福音」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深入到脊髓的敌视情绪；而他们孜孜矻矻经营的「上帝的事业」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称霸世界的宏图大计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为了「使上帝的荣光在中国显现」。（注二九），教会不仅肆意祗毁「中国所守孔孟之道」（注三○），而且还「纵教民干预公事，挟侮官长，甚至地方匪类假冒招摇而各教士辄出护持，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注三一）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世界秩序构成致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