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思想哲学论文(6)

（注三一）生於「礼崩乐坏」的衰世，近代中国的绅士阶段品味到了迎风待月诗酒弦歌的前辈们没有体验过的文明变迁的「黍离之悲」。滥觞於基督教世界的野蛮化浪潮就像上古时代的洪水一样汹涌滔天，注定要吞没他们心目中圣洁的宇宙图景。「披髮左衽」的梦魇将中国的绅士阶级推到了反洋教运动的潮头。他们用流言、传单、揭帖、书刊战斗，教一个不知道仇恨的民族什么是种族仇恨。「强盗入室，埋宝秽土」；只有筑起一道壁垒森严的「夷夏之防」，中国的性灵才不至于在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澌灭沦丧。就这样，引发了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火山大喷火」的地应力一点一点地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厚的岩层下面蕴蓄起来。

一个伟大的国家往往会遇到被迫在生存和信念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的时刻，这样的场合在它的领导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将曾经开创「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在外部势力的侵袭和国内政治变动的交替打击之下终於在本世纪初走到尽头的历史看作一幕巨大的悲剧，那么秉国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一八六一——一九〇八年）就是这幕悲剧的中心人物。

太后是一个灵魂属於古代世界的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沾染近代民族国家领导人不可救药的「商人气质」。在她看来，中国不是广袤的土地和繁庶的人口的简单的复合体，它的本质是一团在黑暗的宇宙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如果这火熄灭了，那么即使她的国家有著强健的肌体，也不过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贡献一具行尸走肉。对於「生存竞争」奉为圭臬的十九世纪国际社会，太后只有生理上的厌憎和灵魂深处的鄙夷。伴随着权力的高度责任感使她对「用夷变夏」的任何企图切齿腐心。

初，戊戌上听康有为言变法，擢用新党。……於是太后复出听政，立诛新党数人，捕有为及其徒启超。有为走英，启超走日本，皆庇焉。遂与诸大臣等谋废立，以上有疾颁视天下，微医，三日一视臣工医案，病益笃。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请，不可已，遂入诊。审辩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於圣寿无虑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为至日本，与启超为《清议报》，则讥宫闱无所讳。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已亥冬李鸿章为粤督，谋诛有为等。鸿章至粤不报，久之，乃奏言有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注三三）

传教士还要用「上帝的灵光」掩饰其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文明国家」甚至连最后这点遮羞布也觉得芜累；只要能满足膨胀的权力欲，这些娴於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国家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最卑鄙最无耻的方式公然践踏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道德。一面以正式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另一面又通过支持政治反对派的方式对这种合法性提出异议，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伤害一个自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发挥着主体作用的国家的自尊吗？「…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实一贯以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注三四）

义和团运动不是一两个阶级的运动，而是整个民族的运动。上自太后以及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野老稚童，只要还有人类正常的情感和良知，就无不在祛除西方的势力和影响方面发生强烈的共鸣。这个爱惜羽毛的民族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下蒙受了六十年的屈辱，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累积了整整六十年的仇恨就像地层深处的溶岩一样喷薄而出。义和团运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在绝望的心理支配下进行自杀性报复的图画：

大劫当头，血水横流，就在今秋；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注三五）

人们渴血，不是流仇敌的血，就是流自己颈上的血；只有遍地的鲜血，纔能使狂躁的心平静下来，纔能让锈迹才斑斑的时间齿轮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