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伦理与东亚文化(2)

这些关于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讨论，并不能给普遍伦理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前提。人际交往的全球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虽然可以促进全球文明的接触、交流、对话、融合，但并不使这一全球价值观的变迁过程由自发走向自为。伴随着资本扩张而来的文化扩张，更使普遍伦理的成立面临着挑战，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普遍伦理更引起是“谁之普遍伦理”的诘问。 如果仅仅从全球化方面来考虑，普遍伦理本身显得可有可无而并不非常必要，普遍伦理的意义也将模糊不清。

到底是什么使得普遍伦理成为必要？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得以国家、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等划分开来的人群有必要制定并遵奉一种作为多元文化必要补充的价值和规范？这种情况的发生有赖于存在着一个所有人群所共同面对的对立的方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与其信仰相对的体系是一个个独立的异教与无神论，而惟有对于无神论者来说，他的信仰的相对面才是整个宗教。同样的道理，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人群，处于一个文化体系与其它多个文化体系的对待之中，亦即处于一元与多个一元之中，惟有与所有诸多一元文化共同对待的事物才有可能使我们把诸多一元结合在一起来作统一的考察。在当今时代，“献其否以成其可”的对待方面，是我们在取得引以为荣的巨大科技与经济成就的伴生品――全球性问题。人类在经济全球化、交往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范围上超出了原来的区域性质，而且在深度上已经严重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并且至今仍有加重的趋势。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全球各方的普遍参与，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伦理约束的需要（当然，伦理约束只是一个方面，问题的解决更有赖于更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不仅如此，还应该看到，虽然性善论的理论假设有助于道德可能性之成立，但在现实世界里，人类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表现足以使人类自身难堪。早在几十年前，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威胁与危机刚露苗头之时，有识之士就已郑重警告全球人类， 但是人类在演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进步观念、科技霸权、无限索取财富的欲望，使人们要么回避正在迫近的危险，要么置若罔闻。所这些“可能”在几十年后变成令人恐怖的现实，人类正面临着毁灭自身的真实的威胁时，人类才开始正视这些问题，然而时至今，我们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在对普遍伦理成立的前提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我们依据这一前提，有针对性地检讨普遍伦理所要处理的问题和方向。可以说，普遍伦理的讨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普世性能够满足对治全球性问题的要求。普遍伦理并不是要漫无目的地建立普世价值，而是时刻带着回应、化解全球性危机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普遍伦理的讨论和制定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去寻找全球各个文明或文化系统中都存在并被参与这种讨论的对话者所肯定的共同价值，而是从全球文化中寻找资源，并通过广泛的参与而共享资源，共同求解并通过行动来化解日益加重的全球性问题，引导人类走出困境。由此，我们再对普遍伦理的普世性加以重新的理解，普世的含义不局限于普遍的认同（作为文化传统在过去的认同和作为现代文化的构成部分为当代所认同），而是在于对治普遍性问题的规则与方法的普遍性。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强调的，它应起到“底线伦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