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伦理与东亚文化(4)

三、普遍伦理与和立、和达原理

东亚能为普遍伦理提供什么？在诸多讨论中，东亚文化强调和谐的思想得到了广泛重视。东亚文化有着重和的深厚传统，如儒教、道教的“天人合一”观念，朝鲜半岛传统文化中的“风流精神”。

东亚的和谐精神若想成为世界性的思想，还必须有成功的东亚经验。东亚自身若不能和谐，那么东亚的和谐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说服力。

二十世纪的东亚是不和谐的，其主要根源在于日本给这地区域带来的灾难。在中日双边的国际研讨中，日本学者强调东亚在21世纪能否和谐，关键在于中国。我当时提出，21世纪的东亚能否和谐，关键在于日本。中国的强大与开放、合作，固然可以为世界作出表率，而且还可以作为东亚和平的有力保障，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必须正确对待历史，认真反省自己的文化，“有过勿惮改”，以及“不贰过”，不要再次成为东亚的祸水。日本必须学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民族，学会和他的邻居和平共处。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而日本当前的文化与政治却离和平渐行渐远，爱好和平和饱受日本侵略灾难的人们都不能不保持警惕。中国的学者应当通过更多的中日间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向日本民族宣扬和谐观念和责任意识。

在普遍伦理的讨论中，佛教的基本戒律、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都被当作普遍伦理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在最近的讨论中，孔子的“忠恕之道”与普遍伦理的关系，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何谓“忠恕之道”，在学术理解上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是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恕”。另一种观点是将二者皆理解为“恕道”。我本人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忠”是“尽己”，“恕”为“推己”，而上述两句均是推己。前者是推己及人，后者是推己自返。 如何理解忠恕，并不是最为根本的问题。问题的紧要处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否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道德金规一样，作为普遍伦理的原则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忠恕之道”（在第一种理解的意义上）是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 有的学者则对“己所欲，要施于人”表示了审慎的态度。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注意到了“立人”与“达人”在实践上可能的后果。前者把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作为普遍真理，期望“立人”、“达人”与自立、自达之间的良性互动。后者的担忧也不无道理，“立人”、“达人”背后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在差异的价值观中，“立人”、“达人”带给他人的可能恰恰是损害，而且还容易为“强加于人”制造冠冕堂皇的借口。这里恰好有一个与普遍伦理相关的例子可作注脚。在制定普遍伦理的讨论中，基督教希望与人分享上帝之爱、伊期兰教希望与人分享真主之爱，所导致的价值观尖锐冲突状况。 那么，在同一价值观内，“立人”、“达人”是否可以成立呢？这里还存在着个人意愿的问题。比如“博施济众”，不可不谓之“立人”、“达人”，但近代著名学者严复的反对理由仍然值得我们注意：“尝谓济人之道，莫贵于使之自立……” “立人”、“达人”应当以不妨碍人之“自立”为前提，亦即需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约束性原则，才能不会“强加于人”，不妨碍他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