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为何是诠释学的思想哲学论文(3)

可见，在海德格尔的“提要钩玄”的解释中，“存在”绝不只是观念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与“言谈”这种活生生的在场现象息息相通的。只有在活的语言现象，也就是表达、理解和解释中，人才能体验“假”的可能，知道“被言谈者”可以不来自“那被此言谈所涉及者”；也才能体会到“存在不能不存在”的说法确实排除了某种可能，而以一种原发的“相互共属”来引导着求真理的人。

这种关于存在与逻各斯（思想着的语言，言谈着的思想）的看法经过了芝诺（Zeno）的悖论和智者们的雄辩术及论辩术的进一步激发，极大地影响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定义”的寻求。芝诺反对“运动”和“多”的归谬法使人看到，依凭语言的论辩能独立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语言的内在逻各斯能与常识对抗到什么程度。因此，对于智者们（Sophists）而言，一切智慧和力量的关键在于“能进入论辩的言说之中”；言语的技艺就是思想和存在的技艺。“人”是万物中最奇异者，而奇异中的奇异就是这种存在者能让语言带到任何地方，不管它是诗意的仙境还是论辩的战场。“每件事物都可以有相互反对的说法”正表明“说法”的自由和放浪，而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也就要马上说道：“［随逻各斯而行的人］既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与巴门尼德正相反的“说法”的可领会性同样是靠希腊语言的逻各斯维持着的。倾向于巴门尼德的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却看出证明“非存在的某种存在（’是’）性”的极端重要，不然就无法“说”明错误和虚假的可能，也就无法“定义”在他眼中是弄虚造假的智者们。而在《泰阿泰德篇》中，他为说明可真可假的“判断（或意见）”为何不同于“知识”费尽了心机，而类似的问题（“如何从逻辑上说明假命题的可能”）在二十世纪初激发维特根斯坦写出了《逻辑哲学论》。

亚里士多德对于“存在本身”以及“存在出于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8］ 的研究比巴门尼德的探索更明显地依据希腊语言的内涵。当然，他的形而上学主要依据的只是系词现象或判断句的结构，而不是雄辩中的、反诘中的、作为“助产术”而使用的活泼语言。一种存在者或存在状态是不是终极存在或实体（ousia，此词也是eimi的变体，在这里意指“正是其是”），就要看它是不是只能作判断句的主词（所言者），而不能作谓词（去言者）。个体符合这个语言学要求，因而被当作第一实体。等等。能不能形成或如何参与形成判断句成了存在的规定性。

总之，到亚里士多德为止，古希腊人对于“存在”或“是”的理解就活在语言的逻各斯之中，尽管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对于“定义”和“理念”（相）的追求在大大消减这语境的力量。至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尽管它的系词“脐带”还未断掉，但“个体”与“形式”、“质料”等说法已经使得忽视语言逻各斯的倾向，或让这逻各斯干瘪为“逻辑”的倾向成为可能。后来西方存在论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条缺少语言本身的诠释力度的道路进行的。语境的在场性（存在）隐去了，只剩下出自这语境的已现成化了的在场者（存在者）。这种状况直到本世纪才得以真正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