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思想哲学论文(2)

他认为：“美国的公民宗教并非教会宗教的竞争者，也并不是向教会挑战，而是作用于不同的层面。”这种“公民宗教”的作用，首先在于基督教新教与美国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层类比：前者是通过“皈依”脱离“罪”的桎梏，后者则通过革命脱离政治压迫；因此“如果国家不是取代教会，其深层的自我理解也是在（新教）教会的基础上熔铸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类比，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从而才可以长期忽略他们在历史上的两大罪行，即：屠杀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在贝拉看来，“公民宗教”问题的根本关注，应当是“这种弥赛亚国家之观念所固有的危险”。

1970年代以后，贝拉开始反省“公民宗教”的概念。比如在《宗教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合法性》 一文，贝拉感到“美国公民宗教的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是美国国家问题的表征”，后者可能更多体现着“公民性共和主义与体制性自由主义之间无法解决的张力”。此时，他显然对“公民宗教”自我更新的可能性相当悲观，乃至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承认自己“在1978年差不多是确信了公民宗教的死亡”。

但是至1980年，贝拉又将上述文章收为《公民宗教的多样性》一书的首章，并进一步讨论了美国与日本的宗教比较、现代意大利的五种宗教、以及现代性危机中的新宗教意识等等。 他在该书“导言”中特别提到：“公民宗教之概念的具体应用可以争论，但是将其根本内容称为’宗教-政治问题’，则几乎是无可置疑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宗教与政治都不可能彼此忽视；无论多么艰难，信仰与权力都必须永远相互面对。政治制度要比大多数其他的人类行为都更明显地涉及终极问题。” 总之，他认为“到1960年代为止，在美国最成功地提供了意义……的现实诠释”，就是基督教和“功利的个人主义”。

贝拉是在1989年才“公开宣称自己不再使用公民宗教一词”，不过在1985年出版的《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书中，他已经修正了“公民宗教”的偏颇，将“基于《圣经》的宗教”（biblical religion）、“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功利的个人主义”（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和“表现的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视为“美国传统中的四条线索”；其中“两种个人主义成为了我们的第一语言，而基于《圣经》的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只是第二语言”。贝拉解释说：“基于《圣经》的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正是以前所谓的“公民宗教”；然而无论用什么样的概念，他所关注的都是“美国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即使是曾经作为“主导概念的”（predominant idea）的“上帝”，也当如此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