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思想哲学论文(5)

于是特雷西列举出他所了解的种种“相似”的信仰：“无论是佛教教义中对作为终极实在的’空’的彻悟，无论是印度教许多教义中对……’梵我一体、我就是梵’的觉悟，无论是大乘佛教菩萨传统中对悲悯如此之广博、以致我们宁愿推迟自己的彻悟也要去普渡众生的觉悟，无论是希腊宗教、罗马宗教、孔子儒教之类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s）中对我们与整体间以社会秩序（civil order）为中介的必然关联的觉悟，无论是道教和原始宗教中对我们与宇宙众生之间关系的觉悟，无论是犹太教中对上帝之法律作为道的指引的觉悟，无论是基督教中对人生需由信、望、爱来确定方向的觉悟，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先知传统中对政治责任与历史责任的觉悟，……都需要……从自我中心转为以真际为中心”。 惟有通过这样的转折，“宗教经典的现代诠释”才有可能争取到一种“公共的地位”，否则仅仅局限于“个体性”，无论宗教、艺术、还是思想，都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

特雷西对当代语境的反省和批判，始终没有使任何信仰置身局外，他将此称为“宗教怀疑的诠释学” 。其中关于诠释学方法的划分，就像特雷西对当代语境的分析同样激烈。我们可以看到：“批判式的诠释学”包括休谟、伏尔泰、费尔巴哈，“约化式的诠释学”包括巴特、卡尔·拉纳，而“怀疑式的诠释学”是指弗洛伊德、马克思、尼采、达尔文和女性主义。 在他看来，“诠释宗教经典”，就意味着“允许我们自己通过……批判诠释学、重溯诠释学、怀疑诠释学挑战宗教经典，……去与宗教经典作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对话之中的神学诠释学，“也如所有其他诠释活动一样，必须始终是一种高度冒险的、不确定的追问方式，神学家永不可追求确定性”。 这样，在诠释中持守信仰、或者投身于基于信仰的诠释活动，都只剩下一条通路，即：在真实的语境中“抵抗、思考和行动”，除此之外，“唯有沉默而已”。

就神学的诠释而言，特雷西“永不追求确定性”的命题也许相当可疑。其实他始终为自己确认了一种“终极真际”，并且相信“对终极真际的虔信能够对富于抵抗、希望和行动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影响”。 尽管这种“终极真际”无法用“确定”的语言加以表述，其作为意义坐标的“确定性”似乎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正是这一坐标的“确定性”，才使多元的语言、含混的历史当中仍然存有一种可以为“抵抗”提供力量的意义；也正是在“终极真际”的托庇之下，特雷西的神学批判才超越了任何单一的信仰立场，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警醒世人：“没有某种应用性（application），也就没有真正的诠释学理解和描述，……所有的经典将被那些懂得权力游戏的人--所有宗教中伪装前程的官僚、艺术圈子中的沽名钓誉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官方的知识宠仆--集中起来置放在无害的精神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