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思想哲学论文(7)

特雷西在这里所谈的“后现代”问题，显然是基于过程神学家们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因此正如特雷西对“多元性”持有相当积极的看法一样，他反复申明自己用“后现代性”意指“神学、哲学、人文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中对’他性’和’差异性’的强调” ；这样，神学甚至可以“联合世俗的后现代性来共同抵抗……对理性和自我言谈的满足”。 从神学诠释学的意义上看，这种“后现代性”对“理性”和“自我言谈”的超越、对“自然”和“神圣”的参与，既表征了一般诠释学的“对话性”趋向，又体现着特雷西所谓的“显圣型宗教”之基本特征，从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似乎可以得到更大的诠释空间。

何谓“显圣型的宗教”？特雷西这是意指“个人对宇宙和神圣真际的彻底参与”，“上帝彻底内在于宇宙和自我，乃至……可以感受到自我、自然和神圣之间的联系”。 然而事实上，同属亚伯拉罕系统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先知型”或者“宣示型”的宗教，人与上帝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人对宇宙和“神圣真际”的参与被“有力地中断了”，只能在种种圣礼仪式中看到一点痕迹而已。 不过特雷西认为，中世纪以来的天主教传统既“使上帝内在于自然和人类”，又不使上帝“失去超越性”，“从总体上说，从来没有丢弃彻底的参与感”；只是“现代性”才“改变了一切”--宇宙成了自然，上帝超越而又隐蔽，自我更加独立、但也不再能参与宇宙和造物主。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性”的神学意义、“后现代关于宗教即是参与的诠释”，就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对神学的……第二种启示”。特雷西甚至相信：“神学如果忽视这一宗教复原的可能资源，如果不能注意到许多后现代观念从西方现代宗教之非参与性向参与性的可能转型，将是愚蠢的。”

当代语境为神学提供的第三种资源，也许可以说是基督教末世论与后现代之“碎片化”处境的结合。特雷西批评说：现代的种种“主义”，实际上是要把“关于终极的宗教性他者的讨论”限定于“对上帝的一神论思考”，然而无论是自然神论、泛神论、现代无神论、现代有神论、还是现代西方的宗教思想，都并不能把握上帝的问题。基督教作为“成熟的宗教现象”，为现代思想提供了“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即“不可能的领域”：其一是“真正的正义”，其二是“参与性的显圣（即圣礼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