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思潮的区别(17)

作为第三世界的学者，今日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扬弃），与五·四时期是不一样的。五·四时期的各种理念对中国知识界来讲均是一种设想和假定，而今天我们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与生活实践，有了各种主义的尝试。而且，也已有了历史公正的检验。所以，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已经有了理性的眼光。也就是说，对待启蒙时期的反封建遗产我们并不需要一味地拒绝。既然市场、股东、银行、信贷、期货……这样的“经济怪物”都是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而且此种形式可以被现代社会所完全接纳的，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观念体系的合乎理性的部分，不也是可以被我们吸收的吗？既要被吸收，又要被拒斥——这是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命运，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还不可能具有现成的、填补空白的文化结构性功能，也不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外来的怪物，历史仍然需要新的综合。

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进入九十年代，当自由主义的声浪开始低落，中国知识分子怀着民族主义情绪抵御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意识时，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又回到了本世纪初的历史关头。所不同的是，这次选择是在自由主义在西方遭到合法性怀疑，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历史性的挫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而又无法抵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二十世纪末。

社会主义从一方面说，这是一个现实，从更深的理念上讲，当代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私有制度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必然的霸权意欲，遭到更多地怀抱大同理想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抵制；保守主义又是不可行的，它没有现代资源可以使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社会主义尽管遭到重大挫折，但它怀抱的为绝大多数普通人谋利，为社会公正和健康发展提供机制的理念，是不会过时的，问题是，当我们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之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开始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有必要考虑在这个基础上的文化重建。我们没有先例。我们能写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式的“当代新社会主义文化”的纲要吗？市场经济无疑是鼓励竞争的，无疑是鼓励人员在更大空间流动的，无疑是鼓励在不妨碍他人幸福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幸福的，无疑是强调在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的，在这个基础上，无疑是鼓励适度的消费和社会性的休闲的。“市场”，特别是发育不全的中国特定的市场，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原始的贪欲，道德的失落与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色情文化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金钱至上等等……，但是社会主义原则又坚决排斥这些社会性的瘟疫，社会主义提倡和鼓励集体主义，提倡和鼓励健康的精神文明与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互助、互利的关系。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所有的精神道德范畴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今天，在被我们熟知的社会主义框架内，将适度引进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观念体系，并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框架内，将适度引进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观念体系，并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其创造性和困难性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当前人文精神讨论中的反物欲主义的主题，仅是未完全展开的建设新的理性——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苗头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