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思潮的区别(4)

社会不正是这样以自己的躁动呼唤着精神吗？但精神在什么地方？当代中国的精神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倒是常常见到矛盾和与历史事实相脱节的思想框架。

我们曾强烈地呼唤过关注和建立当代意识，作为大陆知识分子，我们更关注大陆社会的现实构成和它的应有的相应的人文精神的理论说明。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关注社会本身的时候，社会的异常状态令一切理论黯然失色。无论用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用斯大林的模式来框架，中国大陆实行的绝非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今日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决非资本主义经济，后工业社会理论也无法说明当今社会的内在性质。今日中国大概是在理论形态上相当特殊的混合型的过渡时期。这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历史还没有提供过相似的范例，以便让我们这些人文学者作出选择。但任何状态下的社会都是实存的。而且，它在另一方面，又是由社会的人所支配和决定方向的，所以，对这个社会相应的理论说明，在逻辑上是可以建立的。 社会在呼唤着这种理论说明。

过渡时期的特点之一，是人们所熟知的的原有的价值失重和精神危机。这一切已经开始出现了。当市场进一步以傲慢的步伐迈向千家万户的生活时，它打乱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交换秩序。而且是传统的生存和精神秩序。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人文学者比之西方的人文学者，还兼有更重要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要执行“牧师”的责任—也就是说，西方的人文学者在处理问题时更带有技术性，他们的信仰问题放到教堂里去解决了。但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孕育出一整套制度式的宗教，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深入人心的对“上帝”的敬畏。而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仍然在平稳的发展，这绝大多数的原因要取决于国家权力的稳固程度与在一整套新的道德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传统道德受到保护的程度。但是，维系社会基本稳定的传统只存在于习俗之中时，它是岌岌可危的。它需要相应的强有力的能揭示精神本质的理论，与此同时耍能够保护这种理论发展和传播的客观条件。

可是，谁是这种人文理论的代言人呢？

作为西化思潮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80年代的“先锋”试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命定中国知识分子还要走一条幼稚的模仿之路，然而又同时是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路。

在这段徘徊反侧的历史过程中，以自由主义观念为核心的西方十八、十九实际的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通过大规模的译介进入了中国大陆。康德、尼采、卢梭、笛卡儿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个人”、“个性”、“上帝死了”“我思故我在”以及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自由主义经济政治论著①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文化艺术思潮在80年代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从1978年到1982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将近400篇，西方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诗歌、小说、音乐、美术作品，也被大量引进。1979年3月，后来成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岛在《诗刊》上发表了《回答》这首诗：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一不—相一信！/我不相信夭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以此为代表的“朦胧诗”运动与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新潮艺术运动（如星星画展），共同筑成了“新启蒙”运动中的现代主义浪潮。

李泽厚这样来描绘那个时代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