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思潮的区别(18)

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进程，在技术和管理层面上向现代资本主义的学习已经开始，但我们并没有理论上充分重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正是在这个交流、对话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有超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观，是开放型的，在某种环节上与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相区别（当然相联系）的文化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即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类似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在总的改革的方向和文化发展的内涵上遇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利己与利他等等。在理论上不为健全的个人观定位是有悖于当代社会的合理进程的。当社会进程通过奖金对个人贡献的奖励，通过联产承包，对个人贡献的认可和对发展自己的鼓励全面激励全社会的健康发展时，我们文化观中在理论上却不承认个人的位置，这在理论上是极其危险的。这只能使真正渗透了铜臭的“个人至上观”冒充新的社会文化的内涵。现实已是这样。由于文化理论建树的疲软，人们无法在观念上区分积极的健全的个人观与自私自利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观”，使极端个人主义观念在小说、电影等艺术形式中泛滥。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价值内核的重新确立并不是新的社会文化观的全部。应当要有明确的理论界定来代替“阶级斗争为钢”的文化观；而在另一方面，应当以民众的日常的，健全的生活观代替政治生活观。这又是一个应于以下理论考虑：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必然地带来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的扩大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带来非政治领域的广泛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大众化（包括消闲、娱乐、交往、学习、健身等等），重视这一领域，不仅是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有内涵，而且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崇高目标。

要面对这样一个使命，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自身的重新定位。这个定位分二层次：第一，从恐惧“市场”到正视市场并从历史发展的合理的角度介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建设各个层面。关于这一点，人文知识界普遍思想认识不足。这种感觉除了被市场带来的现实经济效益挤兑到一边，还有对市场到来引发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审美观、价值观、生活观）越发茫然。这种茫然更多地是从计划经济体系的受益者的立场出发来定位的。而十五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进入市场”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成功的重大事件，它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进步有目共睹，肯定地讲，由“计划”进入“市场”，对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将带来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知识分子来讲，由计划体制法定的方面定位（如不管你能力如何，贡献大小，被一朝分配到某高层机关，你就具有众所瞩目的地位）所能带来的被“尊重”、被“敬仰”、被“重视”，将逐步由通过竞争的能力来确定，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没有理由来指责由“市场”带来的角色的重新分配。第二，如果说，由于对旧体制一些弊端的留亦而毫无原则地恐惧市场，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一种需要重新调整的心态的话，那么从对旧体制的合理性的恐惧转而毫无节制地拥抱市场则是另外一种需要调整的心态。一些本来对纪律、计划、道德理想、利他主义……这些“陈腐”的“条条”心存不快的人，利用“市场”带来的秩序调整，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对极端的市场主义与“解构实践”推波助澜。但由于社会的中心和主流确立仍不是极端的市场主义者所渴望的那样，这批知识分子也具有同样的被“边缘化”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