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思潮的区别(19)

处在当前这种过渡形态的社会历史关节上，我们诉说的知识分子从边缘向中心返回并不是仅仅指投身到市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去实际地从事建设和改革，而是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没有权力回避当代中国。

必须而且一定会返回中心，不是这部分人返回就是那一部分人返回，不是这一代人返回，就是下一代人返回。因为历史任务太巨大了。历史将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就这一点而言，任何个人的态度对历史进程都是无足轻重的，历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它必然要求对此作出回答。当然返回中心并不是指某一个社会角色的认定上（如获取一个重要的职位），而是指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状况而言的。更多地怀抱着道德激情和社会理想，对中国的当代命运苦苦关怀的知识分子与那些玩世不恭的“顽主”和自称为“无赖”的写作者不同，中国对他们来讲永远是一个情结。他们当中一些怀抱着道德理想的人，最终会完成从经典的社会主义者到现代社会主义者的转变。

不用讳言，在中青知识界，不少人已不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当代中国的人文理性的建设是无法脱离社会主义这一土壤进行的，而更主要的是，对一些人来讲，社会主义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历史的运动。从这个角度看，人文理性的建立不仅最符合历史现实，从最具有合法性的层面看，也应涵盖当代社会主义信仰系统的确立。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了这一当代中国现实的人文理性和抽象的人文精神。所以，中国的文知识分子的返回中心，面临的第一问题是信仰的确立而不是方法的确立，是理想重审而不是知识的重审。就当代信仰而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命运的估计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的估计。这两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人文知识界，已经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在上文中我们已初步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人文知识界讨论它。

从边缘朝中心的返回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要在当代人文精神重建的工作上有所作为。人文学者一般而言不可能直接影响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过程，但它在深层面上却对民族文化的精神历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要专注地做到这一点，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文性应当大大提升。以往的学科分工没有造成所谓的“人文学科”的专门性研究，比如讲：文学、文化、价值、道德，社会、信仰、方法、逻辑……这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新的人文理性问题，就不存在一种已有的分工能去解决。对中国学术界来讲，真正困难的也在这里。这种通才的要求在目前的学科分工中是不可能形成的，而且，历史也没有造成这种人才的机制，对当代中国的人文建设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历史任务这么繁重，而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从实际上看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有的是各个学科，甚至是分支非常专的学科方面的专家（如红楼梦专家，西方科学哲学史专家），但并没有法国百科全书式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时代的理论家式的，甚至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思想家式的人文理论家。传统的历史形成的分工萎缩了知识者的应当具有的广阔的心灵。近二、三年形成的文化进程虽然有打破学科分工的苗头，但是，它在相反的方向上，将人文学者导向更加远离生活和社会，因此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重大的人文理论问题，应当由这样一些人——一些有全新的知识结构与宏大的历史抱负的知识者去提任，也就是说应当由思想家型的学者来担任。

所以，与一些人对市场经济到来后对知识者的分工世俗化的赞颂相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及其相关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迫切要解决的严峻的问题。市场经济越发展，人文学者的综合性要求，思想家型的要求越严峻，这就是当前的现实。调侃这个历史使命只不过是一种自嘲式的放弃，与历史发展无济于事，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