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思潮的区别(2)

我们所能创造性地转化的价值传统、学术传统、意义传统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儒学传统，这是在最广义的意涵上去讲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创建并不是为了一宗一派之争，所以，从心态上讲，并不拒斥传统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里所讲的创建，主要是指形而上的创建，哲学的创建，所以，寻求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成了这一文化任务的具体的内涵。

传统中国哲学有辉煌的过去。与公元前希腊的辉煌时代相比，我们有诸子百家的繁荣，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繁荣相比，我们有汉文化的灿烂、定儒于一尊的哲学创造。文艺复兴孕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中世纪的宋明理学理性化了封建制度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宋明理学毫不逊色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陆、朱的道器之争，王阳明的“心体（良知）与万物一体同流”之说，哪怕用最现代的哲学眼光看，所涉及到的问题也是最哲学的。然而，另一个特定阶段的充分发育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与意识形态（包括对它的批判）则是由西方思想家完成的。不用讳言，这里确实有时代差，但绝不要忽视：哲学的全人类通性在于回答共同人性中的一系列问题，价值与意义这样的问题的解答在一定的层面上有着永恒性。也由于此，在经有清一代的考据之风后，传统中国哲学还能面对现代社会的迫切需求而再生华辉。

为一个已经完成的时代和社会辩护与为一个未来的只见雏形的社会写辩护词，是不相同的。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恰好说明了我们与宋明时代的哲学家的区别。当代中国哲学家面对的问题与五四时期是有相似之处的。今天我们的眼光更广阔，所以，问题也凸现得更尖锐：未来的中国社会、从任何意义上讲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这个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哲学（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面对的文化选择之一。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现实倒是非常有趣地证明了传统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枯萎”。由于缺少了一个相当的历史阶段将中国哲学中的话语和思想用现代语言传达出来，所以相当多的知识青年对它并不熟悉。从思潮的角度讲，我们宿命地沿袭着中国文化的思维习惯，但我们的表达所用的思考形式，恰是半个世纪之中断断续续的舶来品。如此这般，在我看来，除了极少数有造诣的专家外，中国哲学家几乎就是中国哲学史家的代名词。原创性的思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很难获得共鸣。

我们要“感谢”乾嘉以来的思想枯竭：以致于五四以后现代中国需要思想的时候，有思想的历史在时间上已显得那么遥远。所以，西学才那么畅通无阻的汹涌而来。从今日中国大陆能知道的译介情况而言，经五四和二三十年代及近20年的大介绍（没有版权问题，翻译人口又是那么多），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典籍，大致被人们所知道了。一方面是历史空缺，一方面是汹涌而来，今日国内50岁以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一般而言，受西学的影响较大，那么，当代中国，西学传播接受的状况究竟如何呢？